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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八.一五，又是泪纷飞，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
民族的英雄，我们永远怀念！
就在那走投无路的时刻，竟发生了一个“奇迹”：从雨夜中传出了一阵阵优美的小提琴声
抗日战争前期，我们家曾经同一批年轻的中国空军有过一段特殊的友谊。当时，我还是个孩子，但我记得他们，他们的一些事，父亲母亲后来常常讲起，也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如今，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飞行员的英勇事迹几乎不为人所知。不过，我相信，在那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曾以鲜血来换取民族生存权的人们，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
我的父亲梁思成“七七事变”前在北平从事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母亲林徽因，与父亲同行，又是诗人和文学家。1937年7月底，为了不愿见到日本侵略军的旗子插上北平城，他们领着外婆、姐姐和我，匆匆离开了这座古城，往西南大后方撤退。
战争刚刚爆发，人们纷纷“逃难”，沿途一片混乱。我们的旅程异常艰难，直到十月间，才辗转抵达长沙。不久，日本飞机第一次空袭长沙，炸弹落到离我们的临时住房只有十几米的地方，全家人死里逃生，行李却埋到了瓦砾堆下。
十二月初，我们又离开长沙，乘长途汽车往昆明去。当时，这种撤退全无组织，各人自找门路，没有任何团体、机关的安排照应。而内地的公路交通，更处在一种可怕的野蛮状态。破旧拥挤的汽车，在险陡狭窄的盘山公路上颠簸着；沿途停宿的荒街野店，臭虫虱子成堆，小偷土匪出没。沿海大城市来的人，没有一点勇气，是不敢踏上这条路的。父母虽然还年轻，身体却不算好，特别是母亲，早年得过肺病，经不住这样的艰苦跋涉，体力已经不支。
乘公共汽车晓行夜宿，几天以后，在一个阴雨的傍晚到达一处破败的小城———湘黔交界处的晃县。泥泞的公路两侧，错落着几排板房铺面，星星点点地闪出昏暗的烛火。为了投宿，父母抱着我们姐弟，搀着外婆，沿街探问旅店。妈妈不停地咳嗽，走不了几步，就把我放在地上喘息。但是我们走完了几条街巷，也没能找到一个床位。原来前面公路塌方，这里已滞留了几班旅客，到处住满了人。妈妈打起了寒战，闯进一个茶馆，再也走不动了。她两颊绯红，额头烧得烫人。但是茶铺老板连打个地铺都不让。全家人围着母亲，不知怎么办才好。我太小了，倒在行李包上，昏然入睡。
父亲后来告诉我，就在那走投无路的时刻，竟发生了一个“奇迹”：他忽然注意到，从雨夜中传出了一阵阵优美的小提琴声，全都是西方古典名曲！谁？会在这边城僻地奏出这么动人的音乐？“如听仙乐耳暂明”的父亲想；这拉琴的一定是一位来自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或许能找他帮一点忙？他闯进了漆黑的雨地，“寻声暗问弹者谁”，贸然地敲开了传出琴声的客栈房门。
乐曲戛然而止，父亲惊讶地发现，自己面对的，竟是一群身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十来双疑问的眼睛正望着他。那年月，老百姓见了穿军装的就躲，可是眼下，秀才却遇上了兵！父亲难为情地作了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青年们却出乎意料地热心，立即腾出一个房间，并帮忙把母亲搀上那轧轧作响的小楼。原来，他们二十来人，是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第七期的学员，也正在往昆明撤退，被阻在晃县已经几天了。其中好几人，包括拉提琴的一位，都是父亲的同乡。这一夜，母亲因急性肺炎高烧四十度，一进门就昏迷不醒了。
我们家同这批飞行员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当然不会想到，当父母看见他们的年轻朋友就要驾着这样的古董出征时，心里又怀着怎样苦涩的感情
一九三八年初，我们终于到达昆明。父亲所在的研究机关和西南联合大学也都陆续迁到这里，生活开始安顿下来。很快，我们就同晃县相遇的飞行员们又见了面。他们全都来自江浙闽粤沿海省市，家乡有的已经沦陷。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远离亲人，甚至无法通信，在这陌生的内地城市，生活十分寂寞。坐落在郊区巫家坝机场的航校，训练生活枯燥艰苦。军队中国民党的法西斯管理办法常激起他们的愤恨。
那时，昆明的外省人还不很多，我们家就成了他们难得的朋友，假日里，总是三五成群地来这里聚会。恰好我的三舅林恒也是抗战前夕投笔从戎的航校第十期学员，不久也来到昆明。这一层关系更密切了我们家同这批空军的友谊。
我的父母，性格开朗，待人诚恳热情，母亲尤其健谈好客。他们很快就成了年轻人的好朋友，被视为长兄长姐。飞行员们无处诉说的心里话，常常向他们倾吐。因为我们家的关系，他们和西南联大的一些教授，如张奚若、钱端升、金岳霖等也常有来往。有时，我们家同他们去郊游，泛舟五百里滇池，拉琴、唱歌、游泳，他们还偷偷地欣赏俊俏的船家姑娘，淘气地商量，要选出一个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
然而战时后方的空气，毕竟严峻多于欢乐。空军部队里，充斥着无能和腐败现象。直到抗战初期，中国空军还是按照法西斯德国的体制来训练的，甚至教官都直接聘自希特勒的德国空军。这些地地道道的法西斯分子训练学员“无条件服从”，动辄用皮鞭抽打，有人竟被抽得满地乱滚，刚吃下去的饭都吐了出来。后勤部门的长官则盗卖零件、汽油，使地勤工作全无保证，飞机经常发生故障。最使他们焦虑和愤慨的，是由于当时政府的无能，使得中国空军的装备极端落后，远远不能同日本侵略者相匹敌。
当时空军作战使用的，主要还是二十年代的古董：一种帆布蒙皮、敞着座舱的双翼飞机，我记得飞行员们把它们叫做“老道格拉斯”。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美国产的“道格拉斯O-2型”，这种老式驱逐机(当时称歼击机为驱逐机)又慢又笨，火力很弱，比日机的性能差得多。记得他们曾在我们家一面比划着，一面向大家解释，空战中为了抢高度，我机要“一圈一圈”地往上爬，而敌机却能够一下子就拉起来。如果我机幸而占了优势而一次俯冲射击不中的话，就很难再有攻击的机会，只能等着挨打了。当时，他们是多么希望早日得到美国或英国的新型驱逐机啊！什么“老鹰式七五”，什么“旋风式”，经常是最让他们激动的话题，以致当年我作为一个孩子在旁边所一再听到的这些名称，至今还印在脑海里。
大约在我们到达昆明一年多以后，他们从航校毕业，成了正式的空军军官，将作为驱逐机驾驶员，编入对日作战部队。毕业典礼在巫家坝机场举行。由于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位有亲属在昆明，便决定请我的父母作他们全体毕业生的“名誉家长”，到典礼上去致词。那一天，我们全家都去了。父亲坐在主席台上，也致了词。记得典礼前，有人领着我们去参观正在装弹的飞机，有许多用“洋铁皮”焊成的模拟弹，里面灌上水，挂在机翼下面。讲话之后，毕业生们驾着那些“老道格拉斯”进行了飞行表演。当它们编队隆隆飞过机场上空，在跑道外投下的“炸弹”激起了一柱柱白色的水花时，我兴奋极了。但是，我当然不会想到，当父母看见他们的年轻朋友就要驾着这样的古董出征时，心里又怀着怎样苦涩的感情。
陈桂民说，他决心把敌机撞下来，敌人发现了他的意图，靠着飞机性能的优势躲开了，他两次撞击都不成功，“急得我直掉眼泪”……
这时候，日机对昆明等地的空袭日益加紧。正式编入作战部队之后，他们难得休假，同我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而“跑警报”却成了我们的日常功课。不久，我们家又从城里疏散到了市郊农村。每逢日机空袭，我们就怀着忐忑的心情从村后小山坡上远远望着城里炸起的一柱柱黑烟、空中闪烁的银色小点和高射炮弹留下的朵朵灰云，还看到过不知哪一方的飞机拖着长长的黑烟坠落到地平线下。由于我们没有制空权，猖狂的敌机常常肆意低空扫射轰炸，有时就从我们的村头掠着树梢尖啸而过，连座舱里戴着风镜的鬼子驾驶员都看得清清楚楚。
飞行员们偶然来到我们家，讲些战斗故事，还给我带来过一架用日机残骸上的铝熔铸的日本轰炸机模型和一颗敌机机关炮的弹头(里面没有炸药)。那模型上有个赛璐珞的透明炮塔，两个小螺旋桨还会转动。但我记得这时的气氛已和过去大不相同。谈起空战中我方的劣势和某些我们不认识的老飞行员的牺牲，他们是那样的严肃和忧愤，使人觉得，好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将会发生。
果然，不久就传来了他们的噩耗。
那是从部队寄给我父亲的一封公函和一个小小包裹———一份阵亡通知书和一些日记、信件和照片等遗物。死者名叫陈桂民，是我们的飞行员朋友中第一个牺牲的。因为他在后方没有亲属，部队就把这些寄给了“名誉家长”。母亲捧着它们，泣不成声。他们当时还没有想到，这种作法后来竟会成为这支部队的惯例。
说话带着浓重广东口音的陈桂民，是个爱讲故事的热闹小伙子。个子不高，方方的脸。他的战斗故事最多，也最“神”：一次，一架滑油箱被打漏的敌机向他俯冲射击，没有击中，却从他敞开的座舱上面淋下一阵乌黑的滑油，沾了他一头一面。他本来皮肤黝黑，这下子回到机场简直成了个黑人，地勤人员都笑了起来。还有一次，他说自己在空战中把子弹打光了，一架敌机却从后面“咬”住了他，“吓得我面都青了”讲到这里，父亲还开玩笑地问：“是你在飞机里照镜子，看见自己脸都青了吗？”但碰巧敌机也没有子弹了，两架飞机并排飞行，互相用手枪射击，手枪子弹打光了，陈桂民说，他决心把敌机撞下来，敌人发现了他的意图，靠着飞机性能的优势躲开了，他两次撞击都不成功，“急得我直掉眼泪”……
陈桂民的死，只是一连串不幸消息的开始。据我的回忆，随后牺牲的一位，名叫叶鹏飞，也是广东人。他个子瘦长，不善言谈。由于飞机陈旧失修，他虽经两次遇到机械故障，不得不弃机跳伞。那时，不少飞机是南洋华侨和各界同胞集资捐献的。他摔了两架，心情非常沉重，曾对着母亲落泪，说自己无颜对江东父老。尽管父母一再安慰他，说这不是他的错，但他却发誓，决不跳第三次。不幸的是，这样的事竟真的发生了。在一次警戒飞行返航时，他的飞机又发生严重故障，当时长机曾命令他跳伞，他却没有服从，硬是同飞机一道坠落地面，机毁人亡，为了当时政府和军队的腐败无能，白白地牺牲了性命。他的死，使他的战友感到特别压抑和悲哀。
由于日机对昆明的轰炸越来越猛烈，1941年冬，我们家随父亲所在单位再次从昆明迁往四川宜宾附近的一个偏僻的江村—李庄。从此，我们同这批空军朋友已难于直接来往，只有一些通信联系。然而空军部队却仍在坚持他们的惯例。不久，小提琴家黄栋权的遗物也寄到了李庄。后来我曾听父亲说，黄栋权牺牲得特别壮烈，他击落了一架敌机，在追击另一架时自己的座机被敌人击中，遗体被摔得粉碎，以致都无法收殓。我们全家对于黄栋权的死特别悲痛，因为当初正是他的琴声才使我们同这批飞行员结下了友谊之缘的。他的死，像是一个不祥之兆。这时，母亲肺病复发，卧床不起，她常常一遍遍地翻看这些年轻人的照片、日记，悲不自胜。
这以后，又陆续有人牺牲。父亲为了保护母亲，开始悄悄地把寄来的遗物藏起，不让母亲知道。但是不久，她却受到一次更沉重的打击。刚刚从航校第十期毕业的三舅林恒(他们的训练基地后来迁到了成都)也在成都上空阵亡了。那一次，由于后方防空警戒系统的无能，大批日机已经飞临成都上空，我方仅有的几架驱逐机才得到命令，仓促起飞迎战，却已经太迟了。三舅的座机刚刚离开跑道，没有拉起来就被敌人居高临下地击落在离跑道尽头只有几百米的地方。他甚至没有来得及参加一次像样的战斗，就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父亲匆匆赶往成都收殓了他的遗体，掩埋在一处无名的墓地里。为了向外婆隐瞒这一不幸的消息，他把舅舅的遗物—一套军礼服，一把毕业纪念佩剑，包在一个黑色的包袱里，悄悄地藏到了衣箱的最底层。但后来老人家还是从邻居口中知道了真情。
面对着猖狂的日本空中强盗，当时后方的许多人曾寄希望于美国的援助，因为那是太平洋地区惟一有实力援助中国空军同日本较量的国家。然而，“中立”的美国却一年又一年地使中国的希望落空。直到1941年底以后，在“珍珠港事变”中挨了日本人痛打的美国被迫参战，情况才开始有所转变。战争初期中国的老飞行员们已经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1942、1943年前后，美国开始向中国提供P-40等新型驱逐机，并在印度等地为中国培训了几批新飞行员，中国空军装备上的劣势开始有所转变；同时，由陈纳德上校率领的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即赫赫一时的所谓“飞虎队”，也活跃了起来，配合着中国空军，逐渐夺回了西南地区的制空权。空军成了后方报纸上的英雄，“新一代”的中国飞行员也“神气”起来，有些人也学会了穿上全套美式军装，开着敞篷吉普，挟着“抗战女郎”招摇过市。但是，我们家认识的那批老飞行员，除了一位伤员林耀之外，到这时已全部殉国了！他们之中没有人死在陆上，个个都牺牲在惨烈的空战中。他们的遗体被埋葬在远离故乡和亲人的地方，苍烟落照，一枕清霜，从此湮没无闻。纪念着他们的，也许只有我们一家。自从陈桂民牺牲后，每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中午十二点，父亲都要带领全家，在饭桌旁起立默哀三分钟，来悼念一切我们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抗日烈士。对于我来说，那三分钟是全年最严肃庄重的一刻。可惜的是，由于年代久远，我今天已记不起更多的人和事。只有林耀除外。
这一年的七月七日，我一个人在学校里，按照父亲的榜样，默哀了三分钟，为林耀，也为所有其他的人
林耀，澳门人，在同期飞行员里他年龄最长，也最沉稳。在其他飞行员和我三舅相继牺牲后，母亲待这个同宗的青年人更加如亲弟弟一般。我们家搬到李庄以后，林耀常给父亲和母亲写来长信，母亲总是反复地读，并常说他是个“有思想的人”。
大约是在1941年，他作战负重伤，左肘被射穿，虽然没有伤到骨头，却打断了大神经。伤口愈合之后，医生又给他动了二次手术，强把神经接上了，但从此手臂不能伸直，而且出现严重的神经痛。医生知道他喜爱西方古典音乐，便劝他买一架留声机(这在当时是一种昂贵的奢侈品)，用听音乐来镇静神经，同时进行各种恢复性锻炼。在疗养中，他开始用各种体育器械来“拉”直自己的左臂，这常常疼得他头上冒汗，但是他顽强地坚持着。最后，终于恢复了手臂功能，可以出院了。本来，他完全可以离开战斗第一线，甚至申请退役，但是他却回到了作战部队，还驾起了新型驱逐机。
他在归队之前，曾经利用短暂的假期，到李庄来看望过我们，在我家住了几天，这大约是在1942年的深秋。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德意日法西斯正猖獗一时，大后方人们的心情悲观忧郁。母亲被病魔击倒，痊愈无日，困于床褥，而林耀也正经历着同辈凋零，人何寥落的悲哀。
他们在李庄简陋的农舍中重逢，那气氛很难说是欢乐的。他们常常秉烛长谈，或者相对无言，长时间地沉默。林耀带来了他的唱机和唱片，说他已经用不着了。这给我们那种“终岁不闻丝竹声”的生活多少增加了一点乐趣。他很有音乐修养，是我西方古典音乐欣赏的第一个启蒙老师。他给我们讲贝多芬怎样同耳聋症搏斗，一面放《第五交响曲》，一面喃喃自语：“命运又一次来敲门……”；他还讲过威伯的《邀舞》：“请求，……拒绝；再请求……再拒绝；……答应了……跳起来了……”有一次，他说自己感冒了，带着我和姐姐跑到扬子江边，十一月的天气，竟跳到江中游起泳来，还说这是治感冒的好办法！不会游泳的我在岸上羡慕地看着他在水中沉浮，望见他左臂上露出粉红色长长的伤痕。
他归队不久，曾奉命到新疆乌鲁木齐(当时叫迪化)去接收过一批苏联援助的战斗轰炸机。飞回成都后，他又来李庄小住了几天。带给我们一张苏联唱片《喀秋莎》(还有他手抄的中文歌词)，给我一把蓝色皮鞘的新疆小刀，还有一包我生平第一次吃到的哈蜜瓜干。他同父母谈了许多新疆见闻，包括红军、共产党什么的。可惜我这个五年级小学生当时听不大懂，只记得他说那种苏式飞机设计不合理，有一个冷却用的水箱，还风趣地说：“天上有那么多风，不用风冷用水冷，打漏了怎么办？”这一次，除《喀秋莎》，他还教了我一首《航空队员进行曲》，歌中唱道：“你听，马达悲壮地唱着向前！它载负着青年的航空队员；青年的，航空员！”从那时起，每当我唱起或回想起这支歌，都会想起林耀，而且眼前总会浮现出巫家坝机场上空那一架架从白云边掠过的老式双翼飞机。直到解放后，我才从一个歌本上知道，这原来也是一首苏联歌曲。
这以后，林耀又“来”过一次。那是驾了一种什么新型教练机从昆明转场到成都，“路过”李庄，“顺便”到我们村头上超低空地绕了两圈，并在我家门前的半干水田里投下了一个有着长长的杏黄色尾巴的通信袋，里面装了父母在昆明西南联大几位老友捎来的“航空快信”和一包糖果。
1944年的秋天，我离开李庄到重庆读中学，一学期才回家一次。这以后林耀同家里有过什么联系；我不知道。就在这年秋天，日军发动了“南下战役”，衡阳在日军围困47天之后失守，接着是湘桂一带中国军队的仓惶溃退。第二年的春天，我回到李庄，母亲才告诉我，就在这次战役期间，在衡阳一带空战中，林耀失踪了。由于中国军队的溃败，他的飞机和遗骸始终没有找到。这一年的七月七日，我一个人在学校里，按照父亲的榜样，默哀了三分钟，为林耀，也为所有其他的人。这是我在抗战期间最后一次“七·七默哀”。
就这样，在抗战胜利前一年，我们失去了最后一位飞行员朋友。林耀的最后牺牲，在母亲心上留下的创伤是深重的。她怀着难言的悲哀，在病床上写了长诗《哭三弟恒》。这时离开三舅的牺牲已经三年，母亲所悼念的，显然并不只是他一人：
“……
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已有的年青的一切；将来还有的机会，
可能的壮年工作，老年的智慧；
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那所有
生的权利，喜悦；及生的纷纠！
……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小时候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
你死是为了谁！”
这首诗曾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发表，现已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林徽因诗集》。
我的纪念写到这里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没料到这段往事后来竟有一个令人难堪的尾声。
我的母亲早在1955年便去世了。十年浩劫开始时，只有父亲、外婆和我的继母生活在一起。清华园中那些戴红袖章的暴徒们把父亲打成“头号反动学术权威”，并按“最高指示”踏上了“千万只脚”。父亲的住房几次遭到他们的洗劫。从我家一只几乎从不打开的箱底，他们翻出了那个久已被遗忘了的黑色包袱，发现了三舅那把镌有“名誉校长”蒋介石名字的佩剑。“梁思成还藏着蒋介石赠的短剑！”一时成了清华园中耸人的头号新闻。年老多病的父亲为此受到更残酷的批斗折磨，直到他1972年含恨长逝。母亲当年悲愤的诗句“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竟在这批人身上再一次得到印证。这历史的回声该有多么刺耳！
1937年，我们家与这批飞行员晃县邂逅时，他们不过二十来岁，如能活到今天，该也都年近古稀了。而他们真正的家长，也许始终不知道自己子弟最后牺牲的确切消息。这些老人，如今大概也都早已不在人间；至于飞行员们的弟兄姊妹，侄甥晚辈，是不是还有人记得他们呢？在那民族的生死关头，他们英勇捐躯，而青史上却没能留下名字。但我深信，烈士们的忠魂也一样熔入了中华民族绵延的生命，而得以永垂不朽。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为抗击敌寇而血洒长空的中国空军英烈们，人民没有忘记你们，安息吧！(梁从诫)
要斩楼兰三尺剑
遗恨琵琶旧语
谩暗涩，铜华尘土
唤取谪仙平章看
过苕溪，尚许垂纶否
风浩荡，欲飞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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