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转折点 -- 西安事变

　　郑浪平 《不朽的光荣 -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十七章

　　　　西安事变（东北军领袖张学良突然动用“兵谏”的方式，
　　以武力挟持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立刻停止剿共战争，以联合中
　　国共产党以及他所有的政治力量，准备对日抗战）一直被认为是
　　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虽然西安事变最后以戏剧
　　化、和平的方式收场，张学良亲自护送了蒋介石返回南京后，蒋
　　介石也终于停止追剿红军的安内政策，国共开始进行合作抗日的　
　　协商，接着苏联与国民政府也进行接触，商讨联合抗日的计划。
　　但日本政府却因此认为，国民政府开始了联苏容共抗日的策略，
　　这是日方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变化，它必须考虑要尽快对中国发动
　　决定性的打击，这就伏下了中日提前爆发全面战争的因子。　　

　　在表面上看来，“西安事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张学良挟持蒋介
石，要求国民政府立刻停止剿共战争，以全力准备对日抗战的事件），似乎
是一个突发的军事政变行动，它改变了蒋介石多年苦心推动的“先安内再抗
日”的大政方针，也使得中共红军在最接近危亡的时刻，获得停战整编的机
会。国共团结准备抗日的行动，却也刺激了日本决心提前对华展开全面武力
侵略。中共的红军自此东山再起，利用抗战的机会全力发展壮大，最终在抗
战胜利之后的国共战争中，获得大胜而统治了中国大陆。而发动事变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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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与东北军，却从此淡出中国近代的历史。

　　但是根据事实的分析整理，西安事变的爆发确是非常的戏剧化，但是却
有其相当明显的前兆。促成蒋、张摊牌的直接主因，则是蒋介石不当的战略
部署，有意要藉着剿共作战，同时消弱东北军与共军的实力。这点刚好又被
张学良识破，造成张学良与东北军，不甘心成为在内战中被利用与牺牲的棋
子，而失去抗日雪恨的机会。因此张学良决定采取断然的行动，反抗这种不
公平的安排。

　　而影响张学良最终采取兵谏行动的构想，不是中国共产党背后的策划，
而是另外一个要角，西北军杨虎城的点醒。事实上，在整个西安事变从头到
尾，张学良就没有要对蒋的个人安全，采取任何不利的措施，所以和平解决
本来是必然的结果，而蒋介石在面对挟持时，也没有签下任何政治协议文
件。最后促成张学良开释蒋介石的，一方面是张学良个人的决断，一方面是
国内强烈的压力，当然史达林全力的指示中共要保护蒋介石的安全，也发生
一些作用。然而从史料看来，纵使没有西安事变的爆发，蒋介石采取联俄容
共以抗日的政策都已在进行之中，只是条件与时机也许会有些不同而已。

　　我们深入分析西安事变的三大要角，在历史中的微妙互动关系，可以发
现，张学良的东北军，蒋介石的中央军，以及毛泽东的红军，在当时是处在
一个非常矛盾与复杂的立场。基本上，三方面都是决心准备抗日的¹，但是
三方面却为如何抗日，以及自己在抗日中所担任的角色，有着极大冲突，因
而产生了西安事变。

　　对于张学良与东北军而言，抗日可以说是绝对的前提，因为他们与日本
侵略者有着直接的国仇家恨，而在现实的环境下，他们又不能立刻与日进行
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因此他们承担了来自全中国要求抗日的压力，也几乎
每天都要背负“不抵抗将军”与“误国军”等来自舆论的羞辱。当时蒋介石
根本自顾不暇，那里能够与愿意为东北军承担与洗刷这些冤屈。因此张学良
与东北军，一直希望政府能够早些进行抗日战争，让他们能够以行动证明自
己誓死抗日的爱国热血，就算是身死疆场，也并无所憾。（抗日战争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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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但是中共红军抗日的出发点，与东北军及中央军抗日的出发点，却有着非常重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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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先父曾在改编后的东北军中任职，因此非常了解东北军官兵真正的心
声。）

　　但是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剂与战略准备因素的考量，对于日本的一再侵
略与欺凌，采取的是忍辱负重的政策，一方面固然是中国需要时间进行生聚
教训的准备，一方面也难免有一丝侥幸的心理，认为日本可能会在最后一刻
悬崖勒马觉醒过来，或是日、俄与日、美间的冲突提早爆发，这样中日之战
的威胁就可以完全改观。因此基于战略准备与国际情势的观点，蒋介石被迫
对于日本不断的侵略，采取了一让再让的策略，使得抗日迟迟无法成为行
动，国内的民意因而沸腾，这种抗日时间与政策上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张学
良与东北军在心理上无法承受的压力。

　　在参与剿共的内战之中，东北军一直无法得到公平的待遇，粮饷只有八
折，其他的后勤补给更是七折八扣；到后来，更是到阵亡的战士没有抚恤，
建制单位被消灭后又不得补充的地步，但是中央却要他们在剿共的前线上，
付出相当重大的牺牲。这些情况导致张学良与东北军担心，自己只是成为中
国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者，最终无法有机会在历史上留下抵抗日寇的记录。
因此张学良与东北军都希望停止内战的牺牲，全国共同抗日--就成为他们
决定采取兵谏的共识。

　　蒋介石曾进留学日本学习军事，他本人是没有强烈的反日情结，此外他
多少也有一些来自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意识，就是希望中、日两国应
该可以合作、互助来促进发展，这样两国就可以联手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
略，共同创以亚西亚为中心的历史光荣。但是日本却不能了解这种历史的眼
光，反而对中国展开比西方国家还要凶狠的侵略，非置中国于亡国之境而不
罢手，这是深具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蒋介石，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从一
九二八年的济南惨案开始，蒋介石就决心“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大政方
针，誓要统一中国，然后与日本进行决战，以扫除国耻，这一点是毫无可疑
之处。

　　但是蒋介石所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他必须要有先忍人所不能忍的准备，
才能有机会统一国家，建设中国，而终能培养出能与日本决战的国力。中国
抗日战争的困难，绝对不只是武器装备落后而已--中国的国民缺乏国家认
同的意识，几乎是一盘散沙的混乱状态，农业无法自给自足，工业才在刚开　　
始起步，国家没有现代化的组织与制度，人民大部分是文盲，社会缺乏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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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活力--要想以这样的国家架构与已经现代化的日本进行全面性总体战
争，当然是必输无疑的。蒋介石必须要先将国家统一起来，然后再建立一个
现代化的社会、工业与国防武力，如此才能与日本一战。但是当时中国人民
的抗日情绪已经极其高涨，根本很难接受蒋介石“生聚教训”策略，使得蒋
介石在领导中国抗日的大政方针上，可以说是受尽了历史上任何人都难以忍
受的难堪与批评。

　　不过，以日本的精明，岂有不知蒋介石的理财练兵策略，志在复兴国
家，然后再与日本进行决战？所以日本人再笨，也不会给蒋介石完成统一
与建设的机会，日本当然要在中国完成国力凝聚之前，就要发动全面侵华的
战争。因此蒋介石必须要有提前应战的准备，中国也就必须设法在国际社会
中，建立起支持中国（以保护国际社会利益）的策略，希望以外国之长，补
中国现代化尚未完成之短。

　　虽然蒋介石一直公开以剿共作为安内与抗日的前提，但是蒋介石是否真
的有意要完全肃清共军及消灭其领导人，却是一个必须妥协的战略现实问
题。因为以蒋介石本人的意识形态而言，根本不能接纳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境
内，另外成立政府与军队，进行武装叛乱与夺权。但是蒋更清楚地知道，中
国与日本的战争危机，其实是日本与美国、苏联矛盾与决战的一环，以中国
当时之弱，当然根本不可能单独完成对日本的战争，最终必须要有美、苏的
外源与介入；正如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与美苏的对抗，也要有德、意等　
法西斯势力的支持，这是一场全人类历史上不同阵营与理念的战争，中国只
是首当其冲而已。

　　当时美国采取孤立主义，因此一直回避对中国拥有的支持，甚至还有舆
论建议，不妨以中国的利益喂饱日本，以避免美日爆发决战。所以在国际社
会的绥靖主义之下。中国若是真的被迫进行全面的抗日，至少在很长的一段
时间之内，中国将无法得到西方国家直接的支持。总体战的对抗就是比国
力，因此落后的中国是根本没有单独打败先进之日本的机会。由于苏联与日
本的冲突一直在酝酿之中，所以联合苏俄成为蒋介石必须认真考虑的抗日战
略，然而苏联又与容共是一体的，所以蒋介石在剿共的策略上，是有其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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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略考虑的难处。

　　对于领导共军的毛泽东，抗日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在苏联共党的领导　
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为了参与全球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大业。由当
时的国际情势看来，日本的军国主义结合了财阀主义与日皇的封建主义，已　
形成对共产主义威胁最大的反动势力。更为重要的是，日、俄在历史上，早
已建立了世仇与战略对抗的宿命，因此更使得日本军国主义与共产国际主义
之间，形成了不共戴天的敌对。而日本侵华的战略考虑前提之一，就是要防
止中国赤化，同时要利用中国成为抗俄的战略腹地。当时受到苏联指挥与领
导的中国共产党，当然是会把日本当成必须消灭的仇敌。　

　　由于这时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绝对要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专政政党，
也是一个阶级利益重于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团体。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是为
了要执行无产阶级全球革命的使命，这远比为了中华民族对抗日本大和民族
的考量为重要。同时共产党专政的特性是，当他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之后，是
整个国家永远与唯一的执政党，共产党不可能接受其他政党领导，或是与其
他政党一起并存、进行轮流执政的和平竞争（这与西方民主制度的多党体制
有着根本的不同）。当时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是：若共产党不是唯一的　
执政党，他就是地下的革命党，没有第三种可能。

　　所以一般的舆论认为，蒋介石坚持一定要先剿共才抗日，是勇于内斗、
怯于卫国的藉口，这在历史上是不公平（也是昧于事实）的看法。事实上，
中国共产党与红军，也是一样要先内斗夺权、再对日作战。中共早就揭示其
抗日基本策略前提是“抗日必先反蒋”，也就是说中共要先消灭蒋介石，与
国民政府这些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之后，才能领导中国，参与全球无产阶级
共同抗日的行列。

　　这样，中国共产党同样的要先进行国内武装革命，以消灭中国国内的阶
级敌人，然后再对外消灭全球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势力。所以国共两党
都是决定要抗日，但是前提并不一致，彼此也都将消灭对方当成抗日的先决
条件。国、共先内战后抗日，并非是蒋介石单方面地坚持，也是毛泽东的立
场与看法²。

　　因此在中国面对日本大敌当前的侵略时刻，国共之间爆发内战，并非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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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然后来毛泽东在延安面临极端不利的战况下，没有办法，才接受来自国际共产之“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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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来自与蒋介石近乎顽固的安内政策，也是因为共产主义本质上“专政”
的特性，他非要先消灭国民政府不可，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个时候，中国共
产党并非在中国境内的一个“政党”而已，他根本就否定中华民国，而另外
建立了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因此每当日本三番几次的侵略中
国东北、内蒙与华北之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固然力主抗日，但是红军却从
来没有停止利用国民政府军队抽调部队北上抗日的机会，立即尾随调离的中
央军，进行攻击，以扩大地盘，中共红军因此成了国民政府抗日最严重的后
顾之忧，国民政府的部队因而不敢与日本坚持对抗，就要立刻回师与红军作
战。

　　而中国共产党开始把抗日当成中华民族各党派共同的历史责任，以及愿
意接纳其他的政治势力，一同合作抗日，那是在一九三五年以后的事。一九
三五年七月，在苏联国际共党的指令下，中国共产党接受采取“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先由在莫斯科的王明，擅自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之
后，才表明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中国其他所有的军政力量合作，共同抗日。然
后在共产国际强力指示下，中共中央才非常勉强的愿意放弃先消灭蒋介石与
国民政府，才能抗日的前提，而要求所有不同立场的政治力量，共同团结合
作的抗日。

　　此时，而蒋介石虽然已经在国共战争中，居于胜算的优势，但是蒋介石
却没有因此决定完全采取军事手段，来歼灭中共的红军。在中共与第三国际
的主动与国民党接触之下，蒋介石同意在一九三五年秋季，指令国民党的陈
立夫与张冲，负责与中共与国际共党的代表周恩来及潘汉年，进行国、共合
作抗日的接触与谈判³，只是蒋介石在公开的场合，仍然不肯松口，并且在
军事的追缴上，也不肯放松压力。当然中共中央也是同样不对外承认，他正
在与蒋介石进行合作的谈判。因此让外界一直以为，蒋介石是个冥顽不灵的
人物，非要完全消灭中共，独揽大权不可，而不肯接受中共“团结抗日”的
要求。

　　在陈立夫、周恩来、潘汉年的国共合作抗日的多次协商中，蒋介石既然
拥有绝对的优势，他当然开出强硬的条件，那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
三民主义的立国政纲，服从蒋介石的军委会领导，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
___________
3 其实当时蒋介石的政策重点，不在容共，而在苏联，只有苏联有实力支持国民政府抗日，
当时国际上也只有苏联可能参与对日本的历史性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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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取消苏维埃政府的国中之国的政治组织，改变红军的编制，加入国民
革命军的阵营，这种条件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当然是非常的难以接受的。

　　因为共产党革命的目标，就是要推翻国民政府及所有的阶级敌人，以建
立自己所主导的专政体制，因此双方谈判的进展，相当的缓慢。不过随着蒋
介石在军事上的节节进逼，一九三六年五月，红军在渡河进攻山西失利，而
退回陕西之后，兵力只剩三万多人而已，并完全困在陕西的北部。红军粮弹
不济的情形非常的严重，迫使中共最后只有准备接受蒋介石的和谈立场，国
共在南京的合作谈判，其实在当年十二月大体完成，由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
返回陕北红军基地进行最后的确认。正在此时，却突然爆发了由东北军主导
的西安事变。

　　在当时的中国境内，出了蒋介石自己亲手训练栽培的中央军之外，对于
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忠诚度最高的，应该就是张学良所领导的东北军，张学良
有着一种强烈爱国的理想主义思想，以及对日本侵略与压迫的反弹精神，因
此才使他在东北易帜、中原大战的历史决定上，完全放弃军阀势力的利益考
量，而选择支持蒋介石，因而减少了中国内战的代价。

　　而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为蒋介石（其实是为全中国）背上“不抵
抗”的历史罪名，而在热河之战中，郑学良一句话就放弃全国第二大军政势
力的领导位子，以减轻蒋介石政治责任，更是说明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忠诚
与对大局的顾全。当然蒋介石也为张学良付出不小的政治代价，也就是加深
国民党中两广军政势力的误解，反蒋倒张成为一体的两面。

　　由与东北军的团结力量历久不衰，日本视东北军为威胁满洲国的眼中
钉，因此在塘沽协定中，压迫国民政府将东北军调离华北，蒋介石决定调东
北军担任追剿红军的任务，在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召张学良回国，出任华中
三省剿匪副司令，随后又任命张学良出任武昌行营主任，与陈诚合作，负责
进行中国军队的整编工作，者是蒋介石接受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积极的准
备抗日军力，而东北军与中央军成为第一批接受整编的部队，因为东北军拥
有全国第一流的骑兵与炮兵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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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政治过渡时间，需要采取意大利的法西斯领袖制度，才能统一国家加强
建设，以准备与日本进行历史决战。张学良特别设立了“四维学会”的组
织，奉蒋介石为领导人，鼓吹中国需要蒋介石成为法西斯的领袖，中国才能
迅速地完成现代化，凝聚力量，准备抗日。

　　这种蒋张之间的密切关系，却好景不长的发生激变，由于国民党中最大
势力的“CC派”（陈果夫、立夫兄弟分别掌控党务与教育系统，建立国民
党内最大派系），担心张学良即拥有自己的军队，有组织支持蒋介石的派系
力量，有可能会影响到自己派系的利益。因此对于张学良进行全面的打击与
抵制，而蒋介石中央军的黄埔子弟兵，以及军同等特务系统的领导人，也担
心张少帅真的会成为蒋的接班人，因此对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设法加以
离间。加上一向反张学良的两广派与中央的恢复合作，也让蒋介石必须对张
学良疏远一些，以维持势力的平衡。

　　一九三五年年初，蒋介石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决定调派东北军进
入西北追剿红军，接着又免除张学良在武昌行营的职务，调张学良出任西安
的剿匪副司令，与西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负责对在陕北的红军，进行追
剿的任务。

　　蒋介石更为错误的做法是，将中央派在东北军中，人和关系极佳的参谋
长钱大钧私下调走（甚至没有礼貌的先知会张学良），当时钱大钧与张学良
及东北军关系融洽，下情上达容易，因此彼此少有摩擦与误会。钱大钧离开
之后，中央派出晏道刚出任参谋长，不管晏的做法是对或错，至少他那种盛
气凌人的“监军”态度，就让东北军上下都无法接受，东北军与中央政策起
了严重的摩擦，也就逐渐形成难以解开的误会了。于是蒋介石在他自己与东
北军之间，筑起了危机的雷区，蒋所听到的都是对东北军负面的报道，东北
军所得知的，也全是蒋介石义断情疏的消息。陈立夫更是在这个危机发展
上，出尽了所有的手段与力量。

　　蒋介石的这一系列措施，对于张学良与东北军而言，都是一个难以接受
的变化，东北军不能长期忍受“误国军”的诬蔑，因此全心希望能够与日本
一决死战。当时蒋介石对于各个地方部队，都是因地制宜地运用，而只有中
央军是随任务而进行全国性的派遣。东北军既非中央军，而且决心抗日，因
此将东北军派到其他地方军的地盘，不但受到排挤，也会造成士气低落的严
重问题。因此假如蒋介石此时真的有领袖的眼光与心胸，就应该好好地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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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以其戍守黄河防线，成为支持华北战场的总预备队，东北军必然可
以在抗日战争的北部战线上，发挥极大的战略阻吓效用。这样中央军可以集
中兵力，全力防守长江三角洲以及南京上海的地盘。

　　但是蒋介石却调东北军进入西北追剿红军，对希望与日军死战的东北
军，士气上当然产生了极大的危机。而且蒋介石应当知道，西北军的杨虎
城，早年在冯玉祥手下，就已经接受苏联的影响，是个左倾的军政人物，他
对于蒋介石的政治安排，特别是中央军与地方军的差别待遇，更是非常的不
满，因此当时的西安各界经常与上海的左派团体呼应，成为包容极多左倾团
体活动与人士的大本营之一。蒋介石要叫明显左倾的杨虎城，监督张学良进
行剿共，是一个政治上极其失算的安排。

　　由于东北军在西北的剿共任务，遭到士气低落，水土不服以及待遇歧视
的困难，东北军先后与红军主力遭遇，虽然顺利地攻下延安，但是东北军的
一〇九师，在劳山遭到红军围歼，其后一一〇师在直罗镇，又遭到红军反击
的围歼，两位师长何立中与牛元峰不屈战死，造成东北军士气的震动。上下
都一致认为，要东北军死于内战而非抗日，这将是全军的悲剧与耻辱。

　　而更糟的是，蒋介石竟然批驳张学良为阵亡将士的特别抚恤申请，同时
不准张学良保持被围歼两师的番号，重新招募部队。蒋的这种做法，可以说
是犯了领袖的大忌，不但让东北军觉得自己在内战上的牺牲，根本毫无价
值，同时更认为蒋介石在借刀杀人，以安内为名来消灭异己的内战。

　　这时候的共军虽然在军事上的处境，极其不利，但是在政治上的抗日号
召，却大得人心，由与中共的文宣与组织，本来就是“高人一等”（来自共
产国际的直传），现在中共要求团结抗日的立场，更是满足社会抗日民意的
需要，因此不但是由中共控制与支持的左倾团体热情活跃，许多不满国民政
府对日本要求节节退让的社会领袖，也都纷纷站在支持中共的立场，要求蒋
介石停止内战，立刻准备抗日。

　　一九三四年，正当日本企图迫使华北脱离中央而独立的危机时刻，北
京的学生在中共的影响与策划之下（这是刘少奇出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杰
作），于十二月九日发动了阵容壮大的爱国抗日运动，风潮所及，全国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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靡。接着整个中国各大城市的学生与工人团体，在十二月十六日，举行全国　
性的同步抗日示威，造成一般的民意，对于中共的抗日主张，给与热烈的支
持。在上海成立了所谓名流爱国会，由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等人负责，　
不断发出动人心弦的爱国文宣，使得抗日的意识与情绪，在社会各个阶层迅　
速的发展蔓延，中国共产党立刻成为当时民意所崇拜的“抗日先锋”。

　　在这种抗日风潮之下，东北军的感受最深，因此东北军的将校，纷纷的
组成各种团体，以团结抗日的志节。中国共产党也就利用这些抗日团体，开
始渗入东北军之中，中共中央特别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负责在东
北军内吸收同志，传播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文宣。这种思想在东北军内取
得压倒性的支持，连张学良都无法压制这种宁愿与日本同归于尽、绝对不愿
死于内战的真心要求。因此东北军对于追剿红军的任务，开始采取敷衍的态　
度，红军也对东北军，采取怀柔的立场，双方的阵前对峙，逐渐成为“西线
无战事”的情况了。

　　而由于张学良念念不忘抗日，因此与过去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部属李杜连
系，看看是否派遣军事人员，设法借道苏联的西伯利亚，进入东北，发展抗
日的敌后工作，因此经由李杜而与共产国际进行接触。而在一九三五年年
底，张学良利用国民党召开五全大会的机会，在上海与第三国际的代表潘汉
年会面，这时张学良才骇然地知道，原来蒋介石已经秘密与中共进行合作抗　
日的政治交易。那么要东北军拼命去追剿红军，这不是叫东北军与红军都白
白的送死而已，徒然让蒋介石的中央军坐大，最后抗日成为蒋介石中央军的
功劳？

　　由于这个发现，张学良更加同情部属内不愿剿共、而要抗日的情绪，为
了更为深入的了解红军的立场，因此干脆透过自己的部属王以哲，与红军进
行直接的联系，先与李克农会谈，最后在一九三六年的四月八日，张学良与
周恩来在延安秘密会面，张学良提出国共全面合作抗日的方案，这个方案的
内容，其实与国共之间谈判的原则，非常的接近，都是要求撤销红军番号，　
废除各地的苏维埃政府，接受蒋介石领导，战后共产党成为一个政党，不再
拥有军队，来参与政党竞争。

　　周恩来表示，假如能够达成合作抗日，中共方面可以接受这些条件，因
此张学良表示，他愿意向蒋介石指出和解的建言，以促成国共之间的正式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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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张学良还提供私人帐户的资金，协助红军补给周转⁴。

　　张学良真正的要求是，既然国民政府准备采取联苏容共的抗日策略，如
何能够早日付诸实现，以减少东北军的损失与压力，这就是他与周恩来延安
之约的目的。从此红军、东北军加上晋军，都有了“联苏容共”以抗日的默
契，造成整个西北地区的基本政策方针，与南京的安内剿共政策，发生了明
显的冲突。

　　但是当时蒋介石，虽然已经与苏联与中共进行相当时日的接触，大家对
于合作也有了策略性的共识，蒋介石本人还在莫干山接见过周恩来，但是蒋
至少在表面上，对于国共合作的见解，采取近乎绝对排斥的态度。根本让张
学良无法向他进言，双方甚至多次爆发言词之上的冲突。一九三六年的下半
年，张学良又多次的与阎锡山，讨论过停止内战与抗日的问题。当时的阎锡
山，事实上也与红军有所往还，因此他表示支持张学良的立场，更帮着张学
良见机游说蒋介石，但是都遭到蒋介石愤怒地拒绝。

　　这时蒋介石所委派在西北剿匪总部的参谋长晏道刚，总是摆出一副监军
的高姿态，而经常与东北军将校之间发生摩擦，彼此的关系极其恶劣，也就
造成中央与东北军之间更大的误会，在对杨虎城发泄心中抱怨的时候，张学
良得到杨必要时大胆实施“兵谏”的建议，张学良当时并未置可否。

　　这时候，西安方面的政治左倾，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东北军与红军之
间的对峙，不但已经形同休战，东北军更拨给红军一些补给，因此各种的情
报都已显示，张学良与红军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复杂，因此使得蒋介石大为
不满。张学良不能明白的是，为什么在国共合作谈判，基本上已经要完成协
议的同时，蒋介石却仍然决定，要东北军对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合围攻击。

　　由于此时的蒋介石，平定了两广的分离，军政力量深入到四川、云南，
中央的力量已经接近可以号令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地位，蒋介石的权利与威
望，更是如日中天，无人敢挑战他的决定。因此蒋介石在当年十月，决定亲
___________
4 千万不要以为张学良本人同情共产党的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他不但是从来就反共
（中东路事件就是张学良独断反苏反共的行动），而且在游欧之后，更是醉心法西斯的立场，
他竟然还与周恩来谈到，共党是否能支持由蒋介石担任军政的领袖--虽然张学良曾经冲动的提
出加入共党，大家一起抗日的讲法，但并不代表张学良认同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只代表了张
学良急着要结盟抗日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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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前往西安视察军情，蒋介石对东北军将校，施加极大的压力与警告，蒋介
石暗示假如张学良与杨虎城仍然不愿出力死战，那么蒋介石将要撤换张杨二
人，整个西北的剿共行动，将由中央军的蒋鼎文接替，东北军将会遭到进一
步收编的命运。

　　正当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关系，接近摊牌的发展之时，一九三六年十一
月，爆发了亲日之蒙古的德王部队，进攻绥远的战事。这时中国的民意，可
以说是激昂已极，因此蒋介石下令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守土有责，率军出击，
在百灵庙击溃德王部队，蒋介石并且要求陈诚与汤恩伯的中央军，从山西出
击。结果傅作义的晋军，传出了大胜的消息，整个中国为之振奋。

　　而在陕西的东北军，更是人心激动，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宁可到绥远去
与日军死战，也不愿在陕西与红军作战。张学良基本上是同情与同意东北军
的这种想法的，但是蒋介石不肯，一方面是担心这样会直接刺激日本关东
军，因为关东军把东北军视为最大的敌手，一方面当然是不能让东北军侵犯
到晋军的地盘。

　　张学良眼见蒋介石不肯停止内战，又不肯派东北军与日军作战，反而准
备进一步的整顿东北军，在军心不稳的局势之下，张学良一度想要辞职他
去，但是部属不肯，担心张学良离职之后，没有了孚众望的领导者，东北军
更会成为任人宰割的牺牲品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蒋介石又到洛阳与西安
一带视察剿共作战，他更为清楚地表明，假如张、杨再不能全力作战，就准
备将张学良与杨虎城调职与整编其部队，所以一场政治的暴风雨已经开始在
酝酿之中。

　　虽然蒋介石对于张学良与红军之间的交往，早有情报，东北军的士气低
落与军心不稳，蒋也有所了解，但是蒋介石却认为张学良还不至于有胆量对
他个人采取行动。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威震华夏，没有一个地方的军政势力再
敢与蒋挑战了，何况蒋认为杨虎城会替他看着张学良。当时在西安一带的部
队，是由杨虎城的西北军驻守，东北军都在远方的前线地区，因此张学良应
该没有足够的兵力进行出人意外的行动。但是蒋介石完全错估了局势，也看
错了人，其实是杨虎城首先提出捉蒋的点子，而张学良的个性是一旦在必须
采取决断行动时，他是可以完全不顾后果的⁵。
___________
5 张学良在决定归顺中央之前，曾经断然格杀东北军中实力与权威极高的杨宇霆与常荫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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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发动兵谏、拥蒋抗日

　　者是张学良已经清楚地知道，纵使抓破脸都无法说服蒋介石调整政策，
反而使得东北军面临即将受到调编的危机，与是张学良断然决定，对蒋介石
发动兵谏。整个冒险行动中，张学良始终不变的立场仍是“拥蒋抗日”，张
的这个决定，时前既没有全盘周密地商量与安排，更没有告知中共的领导
人，只有在行动之前一天，十二月十一日午后，才与东北军的将校及杨虎城
进行决定兵谏的讨论，东北军的将校，全部支持张学良的决定。

　　张学良在受到学生请愿抗日，以及国民政府逮捕上海抗日爱国团体名人
事件的刺激之下，在苦谏蒋介石停止内战，全面准备抗日失败之后，终于断
然决定，采用杨虎城的兵谏建议。在十一日夜间，张学良与东北军的将校，
对于兵谏行动作最后一次的确认，大家仍然支持张学良的决定。张学良当天
特别临时将一〇五师第二旅的旅长唐君尧，从甘肃接到西安，负责整个兵谏
行动的指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清晨五时半，唐君尧指挥张学良的警卫部队，
对蒋介石进行武力挟持的兵谏行动，造成蒋介石卫队的严重死伤，但是却平
安的将蒋介石软禁。而杨虎城的部队，同步出动，逮捕所有在西安与兰州的
中央军政要员，张学良的这个大胆行动，立刻震惊了整个中国以及国际社
会。

　　张学良与杨虎城联手发动兵谏，成功挟持蒋介石之后，立刻成立抗日联
军，并且公开发表了八项主张，这八项的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
纳各个党派人士。二、停止内战。三、.立即释放所逮捕的上海抗日领袖。
四、释放一切的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
由。七、确实遵守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张学良并且致电南
京，保证绝无加害蒋介石的意图。

　　南京国民政府接到张学良兵变消息之后，立刻乱成一团，主张立刻派兵
围歼张学良的强硬派，竟然是以蒋介石的莫逆之交、当时的考试院院长戴季
陶（蒋纬国既是他托蒋介石收养的儿子）及蒋介石最为亲信的何应钦为首，
主张以交涉谈判解决的温和派，以蒋介石的姻亲孔祥熙、宋子文为主。由于
张学良既然保证对蒋介石的安全，又主张拥蒋抗日，要与南京举行会商，
戴、何等人实在不必急着以武力讨伐张学良，因为这样的做法，其实是有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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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在情急之时，对蒋下狠手的用意。在宋美龄的介入之下，中央军虽然
展开对关中“叛军”的包围，但是暂时采取等待攻击的策略。

　　而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在得知蒋介石被俘的消息之后，简直是高兴得不
敢置信，毛泽东力主要将蒋介石加以公审处决，以报复这些年来，红军与蒋
介石的血海深仇，红军将领叶剑英等人，更是认为这是报仇的天赐良机，绝
无放过蒋介石的道理。不过周恩来、张闻天却认为，假如蒋介石一旦死亡，
中国必定重新陷入内战之中，日本更可以轻易的灭亡中国，而红军根本不是
日军的对手，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也就不可能实现了，因此两派争议不
休。

　　而在十二月十四日，莫斯科传来史达林对中共亲自下达之最为明确的指
示，严厉的批判张学良西安事变的错误行动，指名要求中共中央，绝对要设
法尽一切的力量，协助释放蒋介石，否则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会崩溃，
而蒋介石死亡的最大受益者，必然是日本，假如中共违抗这个指令，莫斯科
将会断绝与中共一切的关系。

　　这就是史达林过人的谋略，因为苏联知道，在当时，只有蒋介石能够领
导中国对抗日本⁶，假如蒋介石一旦被处死，中国必然出现内战的大乱局
面，中共的红军也许会有发展的机会，但是在相当的时间之内，绝对没有人
能够取代蒋介石与日本对抗的能耐，这样日本可能顺利地征服中国，一旦日
本征服中国，苏联就要面临日本更大的挑战。

　　所以史达林固然恨死蒋介石亲共与围剿红军，他也希望毛泽东能够获得
胜利，但是史达林更清楚地知道，在抗日的历史选择上，苏联现在最需要的
是蒋介石，在必要时，苏联宁可牺牲毛泽东。因为史达林已经明了蒋介石抗
日的决心，以及了解蒋在中国已成为无人可代之的领袖，没有蒋介石领导中
国抗日，苏联就要付出无法想象的代价来对付日本。所以史达林对中共中
央，发出最为严厉的指令，务必全力确保蒋介石的安全。史达林随后还释放
了在西伯利亚被劳改多年，蒋介石的独子蒋经国。在权衡利害之后，中共中
央终于决定接受史达林的指令，派遣周恩来等人前往西安，与张学良进行善
后的接触。

　　而日本的反映，则是显得过渡的自信，日本政府与军部，严令日本不可
___________
6 非常讽刺的是，当时中国所有的左派与左倾团体，都严厉的批判蒋介石不肯抗日，但是左
派的最高领导人史达林却清楚地知道，只有蒋介石能够领导中国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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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西安事变，因为日本相信，中国人自相残杀的劣根性即将上演，日本若
是介入，反而会造成中国内部的警惕而团结对外。日本人相信，无论从南京
到各个地方的势力，绝大多数是会赞成张学良杀掉蒋介石，以造成中国天下
大乱，而能重新逐鹿中原，这样日本就更有机会浑水摸鱼、扶植汉奸傀儡，
要灭亡一个分崩离析的中国，是容易太多了。

　　果然各地的割据势力，在得知西安事变之后，多数都是采取观望的两面
立场，例如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四川的刘湘、山东的韩复渠，
都出现两面表态的立场，一方面表态支持南京政府慎重处理，一方面也“暗
示”张学良，不妨采取“断然”的行动，他们也会响应，因为只要蒋介石死
亡，中央与东北军开打，那么他们逐鹿中原的机会又将出现了。

　　当时最令张学良注意的，是阎锡山非常暧昧的态度，因为原先张学良认
为阎锡山是站在鼓励他采取行动这边的，何况老谋深算的阎锡山对于华北的
各个山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是这时阎却摆出更为高明的逆向操作
招数，他知道张学良根本无意杀蒋，蒋若一死，中国必然大乱，那么日本必
然可以轻易的并吞华北，不如自己做个现成的无本买卖，成为南京与西安的
调停人，平白的捡到好处。阎锡山的态度，让张学良有如醍醐灌顶般的清醒
过来，张已发现，大家都在企图利用他手上的人质，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
的。

　　不过当时一般的舆情与民意，则是一面倒地反对张学良对蒋介石有任何
不利的做法，这些舆情非常担心若是蒋介石发生任何的不测，那么中国不但
没有可以对抗日本侵略的领导人，中国可能会重新进入新的内战状况--这
是民国成立以来，一次最为明显的民意共识：支持蒋介石继续成为中国的领
导人，以完成国家的统一与领导对日本的抗战。

　　中共中央几经激辨之后，终于接受史达林的指令，要和平解决西安事
变，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周恩来奉命在十七日赶到西安，与张学良与杨虎城
进行会议，张学良进一步的发现，中共准备利用这个机会，直接与南京进行
交涉，以提高国共合作的交易筹码，根本没把东北军当成共同的伙伴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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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东北军扮演一个主导联合抗日的角色，现在因为他手上控制蒋介石的安　
危，反而成为大家争相利用的棋子。因此张决定，绝对不能让事态恶化下
去，自己必须要确保蒋的安全，以及设法迅速释放他，否则中国抗日的准　
备，就要功亏一篑了。而周恩来在西安，除了与张学良商量大计之外，还必　
须设法压抑在东北军内的共党组织，以及说服杨虎城，要确保蒋介石的生命
安全。至于何时释放人质，周、杨都认为需要多点时间来进行更多的布置。

　　在宋美龄与宋子文赶到西安之后，张学良更清楚的发现，假如蒋介石的
生命或是权威受到伤害，那么必然会使抗日的准备工作，更为的困难，因为
在南京，只有蒋介石才是真正的抗日派领袖，而亲日派已经开始进行夺权布
置了（汪精卫正由欧洲兼程回国），所以他决定平安释放蒋介石的决心更为
坚定。

　　所剩下的问题是，张学良必须要让蒋介石的抗日政策，由所允诺，才能
对东北军支持他兵谏行动有所交待。有趣的是，宋家兄妹在与张学良密集的
会谈中，开始同情张学良的用心与处境，在宋美龄的调解下，蒋介石同意在
改组南京政府议题上，进行会商，以及允许与周恩来加入会谈，最后达成了
一些的共识。问题是，蒋介石坚持不肯在共识的文件上签字，因此由宋家兄　
妹代蒋介石，接受了改组政府、停止内战、以及不处分参与兵谏者等共识。
蒋介石不肯签署任何正式的文件，造成周、杨等人的不满。但是张学良认为
硬要蒋签署文件并无实质的意义，他相信蒋介石会履行他的承诺。

　　这时张学良对于西安内外环境，随时都会有瞬息万变的高度警觉，因为
他不能掌握东北军内有多少中共组织的细胞，也难防范杨虎城的部队发生意
外。由于西安的各个派系领导人，对于如何释放蒋介石，仍然有着时间与方
式的意见，而中央军已经开始与东北军爆发战火的冲突了，一旦东北军产生
重大死伤，那么难保军队发动哗变，而会影响到蒋介石的安全。

　　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加派秦邦宪到达西安，以宣达中产党中央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政策指示，因为当时中共的东北军工委中，多数的人仍然拒绝这
个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政策指示，在秦邦宪软硬兼施，以及周恩来的设法疏
通之下，中共的东北军工委书记宓古石，终于同意中共中央的和平解决的决
定。周恩来再与张学良一起说服杨虎城，应该释放蒋介石。不过当时仍然有
不少的将领，持反对的意见，因此一般的共识是，多扣留蒋介石一段时间，
以取得更为充分的保证，再将他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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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张学良个人认为，这样会夜长梦多，因此断然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
离开西安。只要蒋介石平安离开西安，那么抗日大计必然能够实现。因此于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张学良在没有知会任何人的情况下，
匆匆地亲自护送蒋介石等人，乘坐自己的专机，飞离西安抵达洛阳。蒋介石
平安获释的消息，可以说是让整个中国都松了一口气，中国不会再陷入一场
新的势力争夺的内战之中，张学良则是敢做敢当的承担了一切的责任。

　　蒋介石平安地回到南京，亲日派与各地方山头当然失望万分，可是中国
各地民众自动自发对于蒋介石，给与国家英雄的盛大欢迎，更使他拥有全国
军政最高领导人的威望与民意支持。这时蒋介石当然知道，有心与他角逐权
力的各路人马，仍然存有异志，这在他被拘禁期间，这些人物非常露骨的希
望张学良能够将他“做掉”的态度，已经显露无疑。但是由于大敌当前，蒋
介石也无可奈何的必须容纳他们，于是蒋只好把所有的不满，全都发泄在张
学良的身上。

　　蒋介石在阎锡山等人的怂恿下，不顾在西安所达成的放张协议，取消给
张代罪立功的机会，而将张学良给与终生软禁的“法外”处分（这样阎锡山
等人终于报了中原大战之仇）。依照当时的军法审判结果，张学良只判处十
年有期徒刑，蒋介石还表示宽大，要求特赦张学良并获准，从法律的观点，
张学良已经无罪罚的存在了，但是实际上却由军统局负责将张学良无限期的
软禁。

　　原本蒋介石有意考虑让张学良代罪立功，但是后来又打消这个安排，从
此张学良得以脱离中国复杂的政治斗争，但是一直成为受看管的无期徒刑囚
犯。最令张学良与多数东北家乡父老感到难过的是，蒋介石就连抗战胜利的
大赦，以及全国团结的政治协商，都不能让张学良回家乡探视。

　　而记性一向良好的中共领导人，也暂时多次“忘记”了张学良的“千古
功劳”，而没有适时伸出援手，在抗日胜利之后的政治协商中，中共除了在
非正式的场合，应景式的提到张学良的问题之外，根本没有郑重提出恢复张
学良自由的要求--蒋介石答不答应是一回事，连提都不提，就足以表现中
共的立场了。由于蒋介石对于张学良强烈的个人报复，使得蒋介石失去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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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势利导，创造全新历史的机会。

　　而张学良拥蒋抗日的立场始终如一，这是历史可以证明的。一九三七年　
初，国民政府决定调动东北军，进行移防之时，因为担心军心不服而生叛
变，因此还派东北军的将领，晋见少帅。张学良特别交代昔日部属，东北军　
务必服从领导，听候蒋介石调动的命令。以一个被看管人犯的意见，竟然对　
于处在生死边缘、几十万东北军的选择，仍然有着“命令”般的影响力，真
是叫蒋介石以及其他的军政领导人，感到震惊⁷。

　　蒋介石违背诺言、对张学良的长期报复，甚至连宋家兄妹都认为这种做
法是在过分了。宋子文终生都为此结果感到遗憾。在大陆易帜之后，宋子文
赴美长期定居，曾经在一九五〇年代，设法与蒋介石接触，希望蒋能够让张
学良赴美；宋美龄也曾公开对于外界表示过“我们对不起汉卿⁸！”

　　张学良在蒋介石死后，才获得真正的自由。由于不满李登辉以台独为名
目，而实际上出卖台湾的卖国行为，张学良先生终于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
于一九九五年决定移居夏威夷，并且将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所有相关的第
一手历史资料，全都委托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收藏，约定在其死后再公诸于
世。张学良为了抗日，成为两岸都不能接纳，流落海外的孤臣。（作者的先　
父遭遇亦是如此，为了抗日，牺牲自己一生的事业与家庭。但九死一生的抗
日奉献，最后结果是落得两岸排斥、终身无法贡献国家与社会的凄凉晚景。
当然有这种遭遇的爱国人士，又岂止作者的先父而已？）

　　杨虎城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虽然在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得到一个出国
考察的游历机会，但在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之后，他回国参加抗日。不过，
当杨虎城回到国内之后，立刻就遭到军统局的长期监禁，待遇要比张学良
差。在抗战胜利之后，他也没有得到特赦。直到一九四九年，李宗仁出任代
理总统，才下令释放张学良与杨虎城，但是保密局（前军统）拒绝执行命　
令，最后在国民政府撤出大陆之前，杨虎城以及部属全家大小，在重庆遭到
保密局灭门式的枪决。
___________
7 就拿冯玉祥而言，西北军几乎是他亲手训练栽培的，但是在他失势之后，绝大多数的西北
军都背他而去，而且不肯再接受他的调度。
8 汉卿是张学良先生的字。照理而言，张汉卿在西安事变，给予蒋介石如此的威胁与伤害，
作为曾经冒死营救蒋介石的妻子与舅子，应该是最不能原谅张学良之鲁莽与冒险行为的人了。
由此可见张学良的兵谏，与后来保护蒋介石平安脱险，的确是一心为了抗日，他也从未改变其
军一生拥护蒋介石的立场。而联苏容共，原本就是蒋正在秘密进行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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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国民政府“联苏容共抗日”的政策正式浮现

　　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重新掌控权力之后，知道自己虽然已经得到全国
人心支持的国家领袖威望，但是他也更明了各方势力在他受制之时的表现，
显示出了一个清楚的政治讯号：各路诸侯不愿再接受他将权力继续的集中，
以及国民政府对于日本的侵略不能再让步了。

　　因此蒋介石决定大体依照西安事变时，大家所达成的谅解，停止追剿红
军。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正式撤销“西北剿匪总部”，派顾祝同负责调遣
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善后工作，并进一步的与红军接洽补给的安排，国民政府
从当年二月起，就正式的发给红军粮饷补给（每个月约达二十万到三十万
元）。而中共方面，也正式表示愿意接受蒋介石的指挥，重新加入国民政府
与国民革命军。

　　中共中央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正式致电国民党，提出团结抗日的四大
保证：一、停止武装攻击国民政府。二、撤销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改为特区
政府与国民革命军。三、在特区内实施民主选举。四、停止土改政策。而国
民党在同年二月二十一日召开三中全会，正式通过“根绝赤祸案”，中共中
央回电表示接受，于是国民政府与中共开始正式进行合作的谈判，中共的领
导人周恩来、秦邦宪、林祖涵、叶剑英等人，多次到达南京、庐山与杭州等
地，与蒋介石等国民政府高层进行协商改编红军的问题，国、共合作进入了
执行阶段。中、苏联的关系也开始有了转机，中国修建了由兰州经新疆到苏
联的现代化公路，以准备接受俄援。

　　国民政府的联苏容共政策公开化之后，日本开始感到焦虑与极大的压
力，日军方面非常担心国民政府会成为苏联的政治与军事盟国，而联手对抗
日本。所以日本政府内部，又开始为了是否要展开进一步侵略中国行动，而
起了极大的争辩。日本的海外驻军，更是积极展现武力攻伐中国的准备，在
他们串联日本军部扩大派势力的运作之下，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终于因为
一次在卢沟桥冲突的“意外”，而全面的爆发了。假如中国没有公开联苏容
共的政策，日本当局是否会为了卢沟桥事变，就决定对华进行全面武力侵
略，也许是有些疑问的。

　　一场震惊中外、戏剧化的西安事变，就此落幕，中国内部“攘外需先安
内”、“抗日必先反蒋”的国共锋相对斗争的时代，暂时告一个段落，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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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开始“联苏容共”以准备全面抗日，那么日本是坐视中国集结所有的力　
量，而进行抗日的发展呢？还是要先发制人，给中国致命的一击？这个政策
的选择，就成了中日之间和、战历史演变的关键，与其考量的前提了。西安　
事变之后，日本似乎所没有弄清楚的一点，就是蒋介石不但成为全中国所支　
持的军政领袖，但是蒋也绝对不能再对日本进一步的侵略，作出任何的退让
了。日本任何局部“蚕食”中国、迫使中国让步的举动，都会引爆中国全面
抗日的自卫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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