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抵抗主义下的浴血抵抗

　郑浪平 《不朽的光荣 -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五章

　　　　国民政府对日军挑衅采取尽量容忍与暂时不抵抗政策的立
　　场，甚至可以远溯自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告诫，以及蒋介石自己亲
　　自的观察。当时日本已经跻身为世界级的工业与军事强国，不但
　　拥有全球最为精锐的陆、海军，并且国家与社会都已现代化，随
　　时可以完成总体战的动员。而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几十年不息的
　　内、外战之中，加上国家意识极为薄弱、工业没有基础、政府财
　　政运作困难、社会仍是处于封建时代的农业结构；军队不但装备
　　落后、训练不当，更没有保卫国家的认识与能力。因此蒋介石认
　　为，假如当时处在分崩离析状态的中国，要想和日本正式地进行
　　作战，其结果要比甲午战争还要悲惨--恐怕不但要割地赔款，
　　甚至还会亡国灭种。所以他认为首先中国必须设法统一，然后才
　　能集全国之力，推动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如此才能拥有与日本
　　一战的实力。

　　在九一八事变之中，日本的关东军竟然能够在百日之内，就以有限的伤
亡，大体的完成东北三省的占领--当时的东三省面积为日本本土的三倍，
人口是日本的三分之一--关东军这种军事上的“成就”，似乎可以说是闪
电战的经典之作。看起来，“皇军无敌”不是神话而是事实，但是若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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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战局，就可以知道，中国在东北的守军，原来就是实力不足，又有
“不抵抗主义”的命令，不是把武器锁在仓库中，就是不战而退，当然更有
边防军响应日军的招降，自动地把武器、仓库献出而成为汉奸的。因此关东
军的百日大胜，只是在中国军队“礼让”之下的成就，真正可以说是“胜之
不武”。

5.1　　不抵抗主义的原委

　　为什么当时中国的东北边防军，会无视于东北的领土与主权的受到日军
的侵犯，而以近乎拱手资敌方式，采取“不抵抗主义”呢？主要原因可以
分成两个，其一是不能战：当时中、日两国的军力与国力，相距实在太悬
殊¹，因为当时的中国，在四分五裂的状况下，根本连国家的认同共识都没
有，更别提有现代化的政治、财政、工业与军事组织系统。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若是直接与正面的对日本作战，结局不是签下正式割地赔款的屈辱和
约，就是真的亡国一途。

　　其二是避免冲突引爆战术，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首长，在面对日军
可能侵占东北的挑战之时，对于日本关东军的企图，以及日政府控制军方行
动的能力，都出现严重估计的错误。当时国民政府与东北边防军，都以为关
东军所炮制的满洲事变，只不过是关东军违抗政府政策的军事挑衅而已，当
时的日本政府并没有占领中国东北的真正意图，日本更要担心苏联的立场与
反应，所以国民政府认为，关东军是不可能在没有日本政府完全的支持，与
面临苏联的反对之下，真正公然的占据中国东北的。

　　因此，中央与东北军的领袖错误地认为，只要中国采取“不抵抗主
义”，可以让关东军失去了继续出兵的藉口，同时也可以争取到国际社会的
干预与支持，如此一来，好让日本政府有机会来约束关东军的行为。这样国
民政府认为，中国最多在东北再多让一些铁路的修建权益给日本，就可以平
息这场事变，因为中国仍需要时间完成统一与凝聚国家共识，更需要时间来
___________
1 光是从马关条约（甲午战争）与辛丑和约（八国联军）的赔款，日本就直接榨取中国十几
年以上国库的岁入，加上强占台、澎与辽东半岛的领土、与各种日本在中国享有的经济特权、
最惠国待遇等等，中国若不能摆脱这些不义的枷锁，如何有效的推动建设？反之，日本同时期
的强大也并不全是它人民努力的结果（如果劫掠烧杀邻邦不算是一种“努力”）。进而言之，
有多少日本皇军用来屠杀中国军民的飞机、军舰、枪炮、毒气等武器，以及他们身上所穿之耀
眼的制服，其实是用中国百姓的血汗钱所造的？

　　当然国民政府与东北军政首长的这个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可是当时
的日本已经是步入一个畸形体制的国家，政府管不了军部，军部约束不了部
队，日本举国上下，更是唯力论者，中国的不抵抗，反而让关东军轻易获
胜，那么全日本都会对胜利者，给予忘情的支持。而苏联对于侵略中国的历
史与谋略，更是超过日本，史达林正想利用这个机会，玩弄中、日矛盾，以
扩大其侵略的政策。所以国民政府合理的对策，不幸成为丧权辱国的政策。

5.2　　衰弱与分裂的中国

　　中国当时内乱与衰弱，是她遭到日本以及全球帝国主义，“有志一同”
侵略的主要原因，而她的积弱问题，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大结构，面
临全面崩解前的危机，而其原因可以上溯约两百年间（清代乾隆中叶以降，
1700s-1900s)，中国历史发展的迷失。中国虽然在清朝初期，曾经以传统
的农业结构，配合边塞民族骁勇的精神，而缔造一个强大而且繁荣的大帝
国，威震东亚。但是，面对同一时期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后的突飞猛进，中
国的整个政治、经济与社会体制，却仍完全陷在农业社会与封建体系的传统
结构之中。当满清政府游牧民族的开创精神消退之后，中国无论在组织、精
神与制度上，不但不能面对西洋工业化社会“船坚炮利”军事优势的挑战，
更无法凝聚全民的共识，发出改革与更新的力量，以建立有效率、有组织的
现代化社会，当然中国也缺乏开放的、科学化的知识体系，来启蒙中国人的
自然观与世界观。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独步东亚的唯一强国，久而久之就把自己当成世界
的中心与体系的终极，中国自己发展与营建了一个非常庞大与复杂的封闭结　　
构，这个体系当然有其稳定的架构，但却有排斥改革的惯性与难以凝聚共识
的问题存在。天朝大国做惯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也就特别的强烈，因此
中国很难在一连串受创与高压的屈辱下，全盘超越自己的传统而接受西洋的
工业文明。

　　这种自我封闭的大陆文化结构，当她面对历史性的挑战与困境之时，想
要推动全盘的改革，会遭到极大的困难与阻力。当然中国几次现代化的失
败，也与她当时的国运有关：清末的最高权利支配者，竟然是慈禧太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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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精明猜忌、手腕强悍的女性--但是她究竟缺乏真正高深的教育与修养，
也更没有超越时代和环境的远见与魄力；而当时朝堂的决策者，都是出身农
业、封建社会研读八股文的科举生，见识也是同样的落伍与封闭。因此中国
面对西洋挑战所回应的“自强运动”，在最高领导人没有雄心与远见，上层
领导人没有足够的共识与决心，中下层社会更是缺乏认知与自觉的格局下，
使得这个模仿西洋的运动，主要局限在军事相关的项目，而就算在军事相关
的领域之中，也做的根本不够彻底。所以中国在面对与日本的甲午战争中，
简直是一败涂地；接着中国再遭到八国联军的空前蹂躏，从此中国几乎完全
失去了民族自信心与全面改革的能力。

　　虽然当时中国政治与文化的结构，无法因应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全面历史
挑战，是中国积弱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世界帝国主义对于
中国全面的欺凌与压榨，也是让中国的改革无法顺利推动的另外一个主要因
素。那时的西方国家，全都是参与侵略中国的同路人，只不过有程度上的差
异而已，从鸦片战争开始，到八国联军为止，短短的六十年内，中国在帝国
主义的侵略下，无论是割地赔款还是丧权辱国的各种条约，都已让中国的藩
篱尽失、民穷财尽、甚至连国家主权都为之不保。因此，许多中国的官员与
人民，连民族的自尊心都早已丧失，投靠帝国主义的强权而卖国求利者是大
有人在。

　　所以中国要想整军经武、发展产业、投资教育，根本不但没有本钱可以
运用（几乎被帝国主义国家给剥光了），而内在的分裂与共识的缺乏，就几
乎耗尽中国所有的复兴资源，她长期徘徊在接二连三的历史危机风暴之中。
中国的积弱不振，就使她成为列强侵略与欺凌的“最佳对象”。主权不保、
领土丧失、民生困苦、国家分裂、政治腐败、军事落伍，正是当时在亡国边
缘之中国的写照。

5.3　　中国面临解体的危机

　　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以中国的整体的环境与状况而言，到了九一八事
变发生的一九三一年，可以说是到达一个历史危机的高点：当时的中国正陷
在最为严重的分裂、内战与严重的天然灾难之中，她共有三个政府（南京、
广州、瑞金）、两个国家（中华民国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十几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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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的军政系统（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川军（又分三个系统）、　
粤军、桂军、湘军、滇军、黔军、红军，以及实际接近独立的边陲地区--
新疆与西藏），在这些的分裂势力之间，不断地爆发军事冲突以及地盘争
夺，严重的耗损国力，也妨害了国家的建设与经营。

　　当时南京的国民政府，表面上号称中国的中央政府，实际上直接掌管的
地区，只有长江中下游的几个省而已，这个地方型的中央政府，还需要负担
从满清、北洋军阀政府所有欠下、有如天文数字的外债与国债。同年一场空
前的水患，几乎把中国长江流域的精华地区，全都泡成水乡泽国，上亿的灾
民流离失所，国民政府为了救灾与财政负担，正弄得焦头烂额。这就是日本
关东军坚持选择在一九三一年，作为最佳发难时机的主要原因。

　　因此当时面对九一八事变的中国政府，其状况甚至要比满清时代甲午战
争前夕的局面，还要危急。因为当时的满清政府，至少还是个统一的朝廷，　
但是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实际上只是一个管理长江中下游的地方政府而
已，面对中国内战与分裂的挑战，经常连政府自己是不是还能维持下去，都
充满了不确定性，还能拿什么力量跟当时世界一等的军事强权--日本--拼
命？

5.4　　东北军入关支持统一　

　　一九三〇年，中国内部又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内战，历史称为中原大
战，这场动员百万军队的内战，造成中国另外一次生灵涂炭的悲剧，国民政
府国库因为军费的超支，而几乎出现周转不灵的财政危机。幸而东北军的张
学良在消弭内战的号召下，于当年的九月十八日发表“巧电”，要求政治改
革与平息内战，张学良更率东北军大举入关，因而促成与南京政府对抗之阎
锡山、冯玉祥联军瓦解，提早结束了这场内战，张学良则以三十岁的年纪，
出任国民政府的三军副总司令，同时坐镇华北，遥控东北，负责整编晋军与
西北军。

　　这时候东北军的主力，既然已经大部离开东北入关，也就暴露出东北边
防更为空虚的问题。当时东北军，共有二十七个步兵旅²，五个骑兵旅，三　
___________
2 其中十六个旅是直属张学良掌控，其余是招安的地方军阀部队，而东北军的旅辖有三个
团，军力接近一般轻装的师级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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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炮兵旅，兵力总数号称在二十五万人左右，而随张学良入关的全是东北军
的主力，有十二个直属步兵旅，两个骑兵旅，以及全部三个炮兵旅。

　　但是在中原大战平息不到一年的时间，一九三一年中国又再度发生战争
与分裂，蒋介石企图利用机会清剿在江西发展的中国共产党红军，而此时广
州方面又爆发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分裂，因此一场新的内战，又在中国的南部
展开。

　　因此，日本关东军则利用这个分裂与内战的时机，决定在华北放火，以
牵制蒋介石，同时吸引更多的东北军入关。因此日军以专机，从大连运送晋
军领袖阎锡山回山西，再收买在河北的西北军石友三部，以及策动主控山东
的西北军将领韩复渠，准备联手攻击张学良的东北军。

　　不过，由于阎锡山回到山西之后，并没有依日本的计划再行出兵叛乱，
韩复渠也采取观望的态度，只有石友三兴兵作乱，因此东北军得以集中力
量，迅速地解决了石友三部队的叛乱。那时张学良本人刚好患上严重的伤寒
病住院治疗，只好下令由其得力部属于学忠负责带兵平乱，先后又从东北调
进五个旅的兵力入关支援，这样原先已经兵力不足的东北，在九一八前夕，
兵力就更为空虚了。留守的直属部队多数是在辽西布防接应，而竟然只有一
个旅的兵力，再加一些直属部队来防守东北的军政中心沈阳。沈阳近乎空城
的布署，就给予关东军一个前所未有的用兵时机。

　　早在张学良带兵入关，坐镇北平之时，东北的时局，已开始日趋紧张。
关东军正在加强演练各种军事攻击的计划，特别是在一九三一年的七月与八
月之间，又爆发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都显示出日本关东军极有可能会乘
机闹事，在东北留守的各级军政长官，先后多次专程到达北平，向张学良面
报关东军的威胁与野心，因此张也曾多次的向南京中央请示对策。但当时的
蒋介石与南京中央政府，对于张学良唯一与不变的答复，都是“不抵抗”。

　　此时南京政府的财政因为大规模天灾的破坏，与南方的军事行动的经
费，国家因应所需的支出几乎是毫无着落，又因为蒋介石当时急于解决华南
的内战问题，在国民政府自顾尚且不暇的状况下，自然极不愿东北再发生任
何事端。同时蒋、张二人也都认为，日本政府正在积极地与中国进行在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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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发展的交涉，只要中国避免给关东军找到军事冲突的藉口，日本政府应
该会约束关东军，而没有理由来放任关东军公然并吞中国的东北。

　　我们必须了解当时中国的全盘状况，才不致于误以为不抵抗的政策，是
蒋、张二人“亲日”的选择。这个对日军挑衅不抵抗的权宜性政策，其中实
在有着太多主、客观不得已的环境与背景。假如蒋张二人要是亲日，张学良
随时都可以接受日本人的拥立，早就成为所谓的“东北王”；蒋介石也可以
放弃东北主权，而得到日本大量的军经援助，以扫平群雄，成为中国的新领
袖，根本不必如此辛苦的面对统一与建国的众多挑战。

　　而不抵抗政策也是得到国民政府内部多数主管的认同，不是蒋张二人私
下可以说了就算数的，虽然这个政策是否是当时最佳的选择，是一个值得探
讨的题目，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不抵抗政策也受到很多的批评与极大的压
力，甚至几乎成为蒋张二人“不抗日”的历史罪名。但是所有的历史事实都
清楚地证明，在当时的中国领导人中，蒋介石虽非“反日派”，但是绝对非
“亲日派”--日本政府一直把蒋介石当成他们大陆政策最为主要的障碍，
张学良与日本人更有国仇与家恨。而在七七事变之后，为抗日尽力最多的，
正是蒋介石，而不是批评他们的人。

　　国民政府对日军挑衅会采取尽量容忍与暂时不抵抗政策的立场，甚至可
以远溯自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告诫，以及蒋介石自己亲自的观察。孙中山先生
的革命活动，曾经与日本不少政界人士有所接触与合作，他深知当时中日两
国的总体国力，相差太远，因此他曾指出：“假如中日两国断交宣战，十日
之内中国就会亡国。”而蒋介石出身日本士官学校，对于中日之间的国力与
战力，更是有着清楚的了解，当时日本已经跻身为世界级的工业与军事强
国，不但拥有全球最为精锐的陆、海军，国家与社会都已现代化，随时可以
完成总体战的动员。

　　而当时的中国处在几十年不息的内战之中，国家意识极为薄弱，工业没
有基础，政府财政运作困难，社会仍然处于封建时代的农业结构，军队不但
装备落后，训练不当，更没有保卫国家的认识与能力。因此蒋介石认为，假
如当时处在分崩离析状态的中国，要想和日本正式的进行作战，其结果要比
满清末年的甲午战争还要悲惨，恐怕不但要割地赔款，甚至还会亡国灭种。
所以蒋介石认为首先中国必须设法统一，然后才能集全国之力，推动现代化
的建设与发展，如此才能拥有与日本一战的国力与军力。

　　而当时在东北守土有责的东北边防军，其实只是奉系地方军阀所改编的
部队，根本没有现代化的作战编组、训练与作战能力，同时又不接受国民政
府直接的号令与支援，全是“土法炼钢”、自求多福的独立发展与运作，以
军事的标准而言，只是改编的民团而已。多年以来，对于日本与苏联在境内
拥有现代化装备与训练的驻军部队，一直是采取忍气吞声与息事宁人的做
法。

　　一九二九年，张学良企图配合中央政府的清共政策，准备强行收回苏联
在中东铁路的各种特权、搜查哈尔滨苏联领事馆，结果激怒了苏联，史达林
立刻调动大军反击。张学良事前根本没有想到会遭到红军部队如此强大、迅
速的反应，故没有动员足够的兵力。苏联红军以现代化的作战威力，在极短
时间之内，就围歼了东北边防军在中东铁路上的守军。当时在南京的国民政
府，正在忙于对付内战，而无力支援（其实就是要支援，恐怕也是一样的惨
败），张学良只有忍辱签下城下之盟，这就是“中东路事件”。这次的经
验，让张学良觉得自己的维护国家的主权行动受到出卖，也让张学良了解
到，南京的国民政府根本自顾不暇，无法有任何的能力支持东北对抗强权，
而东北军的实力，真的还只是地方部队而已，根本没有力量与日苏世界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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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强权单独作战，因此张学良清楚的知道，假如东北军与日苏爆发任何的
冲突，一切只有由东北军自求多福。

　　在日本关东军的威胁日盛之时，张学良却将大军主力调入华北，以协助
南京国民政府平乱，东北留守的兵力实在不足，部属又不断的发出告急的请
示，造成他极度的不安，他原本想要赶回沈阳，处理对日本的交涉。但是张
学良在五月底因为伤寒住院，七月底病愈之后，又因为华北的局势，出现日
本策划的反南京政府的兵变，造成张学良进一步增派五个旅的兵力入关平
乱。虽然华北的兵变很快地就被平息，但是局势仍然紧张，军队无法抽调回
防东北。最后，张学良准备九月五日返回沈阳，不过在行前，又得知关东军
可能会对他进行刺杀，因此打消回沈阳处理危机的计划，这时候，关东军准
备在东北发动军事行动的准备，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况了。

5.7　　不抵抗是政策而非个人误事

　　在这种危机与低迷的局势下，不但张学良滞留北平不归，东北大部分的
军政首长，也都纷纷地离开职守，以规避应变事变爆发的决定责任，像身兼
东北边防军副司令的吉林省主席张作相、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都不在职责所
在地掌控局势。在这种从南京、经北平到沈阳的“不抵抗政策”，阻碍了任
何全局与深入的应变计划的拟订，而在事件爆发的紧急时刻，更是没有领导
的主管可以指挥与应变，因此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中，大部分的东北军都没
有进行守土有责的有组织性抵抗，也就是裕仁日皇所说的：“中国守军有如
宫廷太监一样的无能了。”

　　因此回到九一八事变当晚的现场，日军在北大营附近的柳条湖，爆破南
满铁路之时，中国守军根本没有因为听到爆炸声音而出营查看，当日军向北
大营发动军事攻击之时，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当时根本不在营内
（人在沈阳参加水灾募款晚会），下属的六一九、六二〇与六二一等三个团
长，只有六二〇团长王铁汉于枪声后赶到营内。旅参谋长赵镇藩联络不到旅
长王以哲，只有一再的以电话请示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应该如何应变，所得
到的答复居然是放下武器，任由日军进入。

　　假如东北军执行这个命令，根本就是要叫守军全成战俘，当然是东北军
所不能接受的。最后旅参谋长赵振藩决定突围，而王铁汉团长决定下令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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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击，这样北大营守军才一面突围，一面开枪还击。大体而言，整旅官兵大
都能成功撤退到东山嘴子（这是事前第七旅上下唯一商定的共识），最后辗
转进入山海关进行整补。

　　而当时在东北留守的最高军政负责人荣臻，在事发之后，虽然设法立刻
与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的张学良取得联系，向张学良报告日军的攻击事件，
由于当时无法确定日军攻击的真正意图，因此张学良初步的认为，这只是日
军的演习挑衅而已，因此告诫荣臻，叫东北军绝对不可以开枪还击，以免给
关东军制造军事冲突的藉口。之后当荣臻发现，整个局势发展严重，日军这
次的行动既不是挑衅，也不是演习，而是日军真正的军事占领之时，再设法
请示张学良，但是电话已经被日军切断。

　　事变的当晚，张学良连夜在北平召开东北军政首长会议商量对策，最后
的结论是，假如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全面对日作战，东北军自当为前锋，否则
目前可行的办法是，一为诉之国联，一为设法与日本进行直接的交涉。张学
良也将状况与结论立刻报告南京。问题是，当时蒋介石刚好离开南京，前往
江西的南昌行营，准备督导第四次对中共的围剿作战（其实就算蒋介石当时
坐镇南京，也不可能有什么紧急应对的办法），因此当蒋得知九一八事变的
消息之后，他除了指示东北军不抵抗之外，在二十日就兼程赶回南京处理这
个历史的重大变局。

　　蒋介石在与南京国民政府领袖会商之后，以中国的局势危机四伏，日军
甚至可能会藉机发起对中国的侵略，当时的国民政府根本自顾不暇，因此只
有要求张学良下令东北军，采取维持不抵抗的原则，以争取国际社会的支
持。同时要求广州的国民政府，立刻派员与南京共商团结之道，二十二日南
京国民政府发布“九一八事变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强调在中日国力悬殊之
下，国民必须逆来顺受，政府将设法在国际联盟中，争取国际正义的支持。
因此无论事前与事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基本立场是，军事上采取不抵抗政
策，来应付日本关东军的挑衅，外交上则是诉之国联来主持公道。

　　总之，当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之所以没有进行有组织性的抵抗，真
正的原因，绝对不是如同谣言的说法或政客的批评，说因为当时的张学良，
正在沉迷欢场女色，所以没有及时处理而误了大局，同时也不是蒋介石的不
抵抗电报指示而误事。在基本上是出于国民政府事前的政策选择，同时对日
本军政情势判断发生的错误，因而造成历史悲剧的结果。　

　　顺带应该要澄清的事实是，东北军政领袖张学良，的确由于年少得志，
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下，少不了一些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但是比起当时的其
他同级的军政人物，甚至党国大老们的表现，张学良并不算声名狼藉的。可
是当时流传最广的错误印象，莫过于与汪精卫唱和的文人，广西大学校长马
君武写的打油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

这类以讹传讹的宣传，只是纯粹为了羞辱张学良的“文斗”而已，毫无历史
根据。因为根据所有的查证，名影星胡蝶女士，事实上根本没有与张学良有
过任何交往的记录，事变发生的当天与前后，胡蝶更是在外地拍片未归，虽
然当时朱家几位女子都是知名的美人，但是与张绝对没有任何的关系。朱五
女士是张学良部属之妻，与张更没有任何的感情牵扯；只有赵一荻女士（赵
四小姐）是张学良的红粉知己，而张、赵之间不是露水姻缘的男欢女爱，而
是携手走过人生富贵与失意的真正情侣，他们最后在台湾完成正式的婚礼。
假如说真正影响张学良处理艰巨挑战的，恐怕是他的体能问题，先前张学良
染上了严重的毒瘾，在紧要关头身体更难负荷重大决定的压力。但两年后他
成功地把毒戒掉了。

　　在九一八事变时，中国的东北共有三省、一个特别行政区，事变发生之
后，关东军可以说是按照预定的演习计划，在中国军队毫无抵抗的状况下，　
___________
3 可惜这个想法经不起历史事实的考验，在近代史中，日本与俄罗斯两国对中国的侵略，不
但是连藉口都不需要有，而且还会一面侵略，一面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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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之内就顺利攻占了辽宁大部分的地区，而接着吉林的代理主席熙洽向日
军自动投降，日军在三天之内也就完成了对吉林的占领，至于哈尔滨的东省
特区，早有汉奸张景惠作内应，只待苏联方面允许就可以接收，但是在日军
企图攻占黑龙江省时，才正式遭到中国军队有组织的抵抗。

　　由于关东军一击成功占领辽宁，又有汉奸接应“接收”吉林与哈尔滨，
面对进一步的控制黑龙江省，则因为关东军的兵力不足，以及参谋本部不同
意出兵北满的压力，迫使关东军指使已经投降关东军的伪军张海鹏军阀，率
兵进攻黑龙江，不料受到黑龙江的于兆麟部反击，并且联络马占山部队，烧
毁了江桥铁路桥，击败了汉奸部队的进攻，关东军唯恐东北军抗日的英勇形
象，会积极带动东北百姓的抗日风潮，使得关东军决定直接介入。

　　这时东北军第三旅的旅长马占山，已经被张学良任命为黑龙江省代理主
席，马占山在击败伪军的进攻之后，决定继续坚守江桥，而关东军则决定出
兵江桥，引发了关东军违抗参谋本部“临参命”的重大事故。结果马占山
部在江桥奋勇迎战关东军，同样给与关东军出乎意料之外的严重伤亡打击，
一度造成关东军极大地震撼，迫使本庄繁只有动员关东军所有的部队参战，
同时紧急向朝鲜军借兵助战，日军在十一月五日，对马占山发动前所未有的
陆空联合攻势，日军猛攻了半个月，最后马占山在缺乏后援与兵力不足的情
况下，只有后撤，但是却打响了日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起义旗号，激动了中
国人民支持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民族主义热情，也暴露出关东军并非无敌的
“神话”。

　　面对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东北变局，张学良当时唯一的军事布署，就是在
辽西的锦州，设立了临时的军政中心，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张学良下
令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以及辽宁省政府行署，同时把留驻
东北突围的部队集中锦州，张学良希望保有辽西，作为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
的基地，以及与关东军交涉的筹码。

　　这种布署当然立刻激怒了关东军，关东军在十月八日，不顾东京军部的
反对，断然先以空军攻击锦州，然后集结军队，准备强行进攻。这些军事行
动造成国际社会对于日军强悍侵略的反感，因为攻击锦州的军事行动，日本
是既无护侨的藉口，也没有确保铁路利益的理由，因而完全显示出，九一八
事变是日本十足的侵略行为。